彭：大家是从“红孩儿”开始认识陈文令的，请谈谈那个时候的创作？
　　陈：在“红孩儿”之前我做过几套作品，但都没有浮出水面。而“红孩儿”是98年底开始着手创作的。但是真正全面进入状态是在99年。当时，在经济特区的厦门要搞当代艺术是很痛苦很异常的。整个社会浪潮是以经济、做买卖赚钱为核心价值，整个城市的空气里似乎都飘着钱的味道。我觉得当时在本地，以个人的微薄之力，跟大的气候对着干，跟社会经济狂潮完全融不进去。于是我经常到北京、上海，找一些好的艺术家交流。所以我的价值观、我的梦想都是建立在更遥远的地方，后来定居在北京也是必然的结果。
　　彭：后来你做了一些像《幸福生活》、《英勇奋斗》，都是拿猪作为雕塑的意象，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意象？
　　陈：中国社会的某些现实的特性和猪的某些特性有暗合之处，猪是财富和物质性的象征，还可以是欲望和贪婪的象征。我记得在厦门郊区有一只母猪一口气生了38只小猪仔，后来我还去拜访了这只英雄母猪。猪的繁殖能力太强大了，这种生产力和“中国制造”的生产力太契合不过。世界性的现实是暗合的。而且猪是高能量的，高速度地日夜疯狂的长膘。猪膘长得越快，被屠宰得也越快。这就会给人反思和担忧当今现实的某些盲目发展的危机，
　　彭：你的新作命名为《物神》，请谈谈新作的创作情况？
　　陈：这还是要从“猪”这个概念来说。我也是运用了符号的概念。符号化不是大家一直在批判的一个问题吗？但是我从我的艺术经历里面得出一个经验，符号不是问题。为什么呢，看你这个符号的外延性大不大，如果说是具有巨大的外延性和拓展性和意义的象征性，那么这个符号就象是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一生可以出演无数不同的角色。如果说符号是一种简单的无病呻吟的重复，那是我们所唾弃的。我做“红孩儿”做到最后就没有了冲动，就完全放弃了。后来我做了“猪”，再到后来的《中国风景》，《中国风景》是一个很大的突变，为什么我今天做了“物神”这个概念？我以前做的是描述现实，或者说表现现实。所以说以前的作品跟现实的距离有一点近，有一点平行。“物神”我是把它当做一个崇拜对象来描述的，极度夸大的体量和迷狂的神态，你看到就会感到一种惊异的视觉张扬力，一种望而却步的气场和震撼力。
　　彭：在你的《中国风景》系列里，出现了许多仿佛是中国古典意象比如梅花枝等新的意象，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流动性，感觉和以往风格不太一样。
　　陈：就艺术雕塑语言而论，雕塑是静态艺术，但我想在雕塑里面增加一个新的视觉维度，试图用一种流动感的雕塑语言。它就会让人有一种期待，它会不会再流淌下掉呢？当然，流动很切合当下中国的现实，或者说我内心的现实。我觉得当今的现实中一切都很摇摆，一切都在快速的变化中。至于梅花和猪的组合，我查过一些资料，在秦汉以前，猪的地位是挺高的。在古代猪是老百姓的生活依托和希望的象征。为什么后来变得很低俗，很卑微了呢？为什么不能再重新认识和解读一下猪的身份问题呢？当代艺术就是可以颠覆各种可能性嘛。梅花是很高雅的东西，一个文人画家肯定会说这么高雅的东西怎么会和猪混在一起？其实猪对我来说只是一块土地而已，一个有机物，一个隐喻而已，为什么不能出现这样一种嫁接关系呢？其实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我要说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当代很多艺术家都掉到文本里面去了，从文本到文本，要依托文本才能进入作品。这种阅读作品的方式太精英太费解太小众了。不太符合读图时代的方式。我的作品从视觉这一入口就可以进入了，而且能让人感觉到有多种入口多种解毒的可能，那也是我所期待的一种结果。
　　《中国风景》表现出带有时间性的流淌感。它给人感觉到消费时代中就是一种精英与低俗完全融合、并存的这样一个现实。现在的中国精英和低俗越来越没有界限，很多精英化的东西在向世俗转化。消费时代的一个特性就是充分尊重金钱、商人，尊重消费的平等性以及个性。我觉得这是人类的进步。此外，《中国风景》还传达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寓意，因为固体要有外加温度所以才会流淌，接着又会凝固，变成冰的感觉。我有几件不锈钢的作品给人感觉冷冰冰的。这就产生一个悖论，“热”“冷”对抗与并存，这是一个矛盾体。也有人理解成全球温度变热，其实这种误读我也蛮喜欢的。误读也是一种解读，是一种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传达出让人思考和讨论的信息。对我来说当然得有一个坚强观念在背后支撑，但至于我怎么说并不重要，我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一直变化的回答也是一种回答。因为我觉得解说本身对于一件雕塑作品来说，有时候显得很苍白。
　　彭：《物神》、《中国风景》一方面予人与以往作品所不同的艺术感受，一方面依然与原来的《幸福生活》和《英勇奋斗》存有明显的联系。这批新作与您旧作之间的有何关联与相异之处？
　　陈：我个人认为，作品上下文的文脉关系，我不刻意求之。只要你发自内心，它就会有一个内在的上下文联系。
　　彭：我对你有一件作品印象特别深，是一个鱼身子的女人和一个猪头的男人，请谈谈这件作品？
　　陈：我刚才谈到消费时代，像这一件作品也是真实呈现现代人的一种娱乐致死的幸福感和价值观，和消费时代中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交换，拿什么交换？其实身体也是一种消费对象。到了《物神》，我就把技巧做得很精良。我一直觉得有了一个好观念之后，最核心的就是艺术语言和形式的问题。在技术一直被贬值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应该有一种中国语言、中国逻辑和中国方法。我想也许我也可以发出一点声音来抛砖引玉，让大家觉得这个方法也是生效的。　　

　　访谈时间：2008年7月3日
　　访谈地点：陈文令工作室
　　访谈人：《美术文献》杂志记者彭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