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4日，艺术家陈文令的新作品在今日美术馆的二层大厅亮相。空旷挑高的展厅被黑暗的氛围笼罩着，顶部的聚光灯照亮了悬挂于展厅空中的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一头鲨鱼被人捕住，粗粗的绳索捆住了其身体，但是它却超现实的疯狂咬住了一只河马的尾巴，而河马正在吞噬着一只鳄鱼的半身，鳄鱼在情急之中一口咬住了那个正在捕猎鲨鱼的人，人的手紧紧拽住了粗粗的绳索，这样四个生物之间惊恐的搏斗场面就被绳索悬挂在了空中。场面直观逼真而动人心魄。此时故事还没有讲完，观众沿着墙角的绳索以及墙地面斑斑的血迹，便来到了后面一个空间，同样是聚光灯打在三首动物的尸体上，墙角的绳索继续绵延向前，在一扇掩映的门后消失了。前景搏斗中的人无影无踪，留给观众遐想的空间。
　　而在前景和后景的链接通道的墙面上，一张小小的照片也许才是真正带给观众更多震撼的体验。那是　　陈文令1996年3月22日在厦门鼓浪屿皓月园海宝亭遭遇三个歹徒抢劫，被砍二十多刀、血流遍地的现场照片。而这时观众意识到作品中那个男人形象正是陈文令的自塑像。然而，这件作品不是艺术家个人人生经历的微观叙事，它揭示的是整个人类既真实可感又不可言状的生命困境。著名艺术评论家王端延在展览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寓言---萨特之言‘我努力把我从他人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反过来力图控制他人，而他人也力图控制我’，在我们栖居的地球上，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每一个生命无不处在异己力量的钳制中，孤独、不安和恐惧深深地潜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用扎实的造型手法表现小到个体的生死搏斗大到社会、历史中永恒不变的博弈规律，成为近几年陈文令艺术创作中的关注焦点，也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建立起其艺术的“个性”。
　　《艺术与投资》：你十五年前遭遇劫匪受重伤的经历让我很震惊，之前你有根据这段经历创作的尝试吗？
　　陈文令：从来没有，这段经历已经沉睡了十五年的时间，平时极少言及。可能是今年7月我父亲的去世触动了我内心对生死的思考，也唤醒了这段封尘已久的回忆。现在大家看到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以我为原型的，原先的构思并不是这样，经过一波三折，最后决定把我个人的生命经验加进去，和我个人的经历、命运挂钩。
　　《艺术与投资》：去年你的作品《紧急出口》同样是以人和兽的形象反映出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博弈关系，或是搏斗关系，也成为你新的雕塑-装置型艺术方向的探索。《悬案》同样延续了这样的创作思路，但这次你把自己的形象放进去了。
　　陈文令：对，《悬案》中人和动物、动物和动物间的搏击、博弈的概念，是一年前就构思好的，但并没有和我的血案经历挂钩。但博弈和搏击确实是我近几年关注的概念，以我的经历为直接的例子说，三个歹徒抢我之时是经过十几分钟的血肉搏击。最后我要从死神的魔爪里挣脱出来，而三歹徒试图要从法律的制裁中挣脱出去，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但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和社会和他人没有关系。我的“血案”的经历的和核心就是你死我活的搏击博弈与挣脱。从人类之初以来，人总在与各种力量博弈与挣脱中一步步地向前发展。五百年前文艺复兴，人类要挣脱的是神权，从神权的钳制中挣脱出来获得更大的自由。而今我们博弈对象和挣脱对象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博弈的是过渡的透支的物欲和消费时代中的成功标准。也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台广义的机器中挣脱出来。这台机器包括物质机器，权力机器，和社会机器。
　　《艺术与投资》：但是你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描述方式呢，即以非常巨大的形象、夸张的场景、比较直观的关系阐述等够“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够“硬”的现实关系？艺术还有一种方式是曲折的、委婉的和“软性”的表述，为什么没有考虑过这种方式表达呢？
　　陈文令：我的作品是我内心的真实流露，我撒不了艺术的谎言。虽然我的作品试图去探讨的是广泛的普遍性经验，但最后落实到艺术本身的还是要个人化的。我对一种东西很感兴趣，就是无厘头的黑色幽默，就是要有点拧巴，整个展厅弥漫着一种很狂俊野性的气场和力度，因为我内心也相对比较狂野，这是我的艺术气质。
　　有一些人批评我的作品过于直白，我不怕别人批评的，我内心里有非常坚固的价值观和艺术观和成长路向。从杜尚开始的艺术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艺术的精英性与大众性结盟得越来越紧，我相信艺术肯定不仅仅为几精英服务，还要为为大众服务的，所以我选择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把艺术的深刻性的观念藏在里边，外面的形式层次尽可能多些，在抓得住人的眼球的同时，让人们停下来观赏并思考。
　　《艺术与投资》：这次的作品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您设计了二幕场景，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的戏剧，通过静态的视觉表达个人的微观事件，转化成为一个共享性的公共话题，用一根长长绳索把个人，社会微观，宏观，以及动与静，生与死连接起来。这样的设计似乎在雕塑作品中比较少见，你是如何发展出这样的设想的？
　　陈文令：表达人兽之争的雕塑历史上并不少见，譬如著名的古典雕塑《拉奥孔》就是一例。它只有一个前戏，没有后戏。只有因，没有果。而我对尝试一种新的方式，即后展厅只有三个动物的尸体倒在地上，而博弈的人消失在一扇掩映的门后，在门里面又有什么答案呢？人到底是死是活没有答案。在这两幕戏中绳子是贯穿其中的灵魂，它把整个脉络都打通了。
　　《艺术与投资》：制作这么大的作品时，会考虑到体量太大对销售的影响吗？
　　陈文令：这件作品是有赞助的，我没有考虑销售的问题，我的这个展览的作品是为我内心需要而作的。这几年我每年都要做新的作品，而体量比较大。相对来说肯定是做一些有惯性的作品会容易些，市场也会更好些。但艺术太安全了对艺术本身是有伤害的，我希望在盛年之时冒冒险。
　　《艺术与投资》：我在展览前言中还看见提到你创立了一个基金会，能介绍一下吗?
　　陈文令：基金会的事情我现在还不愿意谈很多，因为刚启动，不能还没有成果就到处夸夸其谈。大致情况是我个人和吴作人基金会各捐了10万元建立一个新的基金会，暂定名叫“挂悬基金”。基金经费大多用在一些偏僻村庄的犯过罪的人员重返社会的物质支持。
　　《艺术与投资》：谈到这里，我还想问的是，你认为艺术或者艺术家在现在的社会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因为现在似乎谈艺术就是谈价钱和市场。
　　陈文令：艺术本身对人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性的东西多些。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时塑造一个社会神采的最好途径。同时也是塑造社会良知，良心的最有力武器。眼下成功的经济人才成为当今最理想的人生形象时，金钱获得多少是一个人的核心指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该思考艺术和真正价值在哪里。